宣 勇
一、大学能力与大国崛起
纵观近千年来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国家发展同大学发展相辅相成这样一个基本规律。大学发展的实质，是大学基础能力和支撑能力的建设与提升，进而服务和推动国家发展、人类进步的过程。更进一步来说，国家的强盛依赖于大学的强盛，哪里是世界大学的中心，哪里就是世界科技的中心，其后该国就成为世界的强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个国家先成为教育中心而后才成为科技中心，一个国家先失去教育中心的地位而后才失去科技中心的地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教育兴隆期越长，科技兴隆期也越长。”大学是大国崛起的核心要素，需要从国家兴衰的大视野来回应大学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实践已经表明，大学“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它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为知识而知识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学院和大学已经成为它们所服务的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已经证明，大学的价值已为国家和社会所肯定，乃社会进步之必需；另一方面，大学的价值必须体现在它为社会提供的服务之中，大学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的进步。
1.从适应走向引领：新时代中国大学的责任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和世界现象，近几十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早已将大学发展与国家兴盛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211工程”和“985工程”一直在支持重点大学的建设，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产生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力量。”党的十九大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使中国逐渐显现出一流大国的特征。一流大国的背后需要有一流大学的支撑，一流的大学则意味着一流的人才培养能力、一流的知识创新能力和一流的文化影响力。质言之，真正的一流大学必须具备引领社会发展甚至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能力。而这正是我们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根本目的，“双一流”建设现已成为“‘211工程’、‘985工程’之后，第三次体现国家意志的高等教育发展计划”。显然，建设更强的高等教育体系和更多的“双一流”大学，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提升中国大学的能力，使之能够满足国家和社会对优秀人才和科学知识的需要。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我国‘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与愿景并非仅仅是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诉求，而是被纳入到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宏图之中，是我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机构成部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英格尔斯在其现代化理论中指出，教育现代化决定国家现代化，“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资金，甚至可以引进社会制度，但唯独不能引进的是国民素质；没有人的现代化，其他的都是废纸一堆”。实现国家现代化，教育要率先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必然包括高等教育现代化。因此，我国大学是否有能力服务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需要，是否有能力从适应走向引领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从“高分低能”的现实困境到“形神兼备”的世界一流大学
毫无疑问，我国高等教育伴随着整个国家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还不足，办学活力还不够，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还不紧，国际竞争能力还不强”。国家和社会始终期待大学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现实的困境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中国的大学出现了“高分低能”的现象。概言之，即一方面是高等教育规模迅猛扩张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另一方面是社会各行各业对创新性人才的饥渴；一方面是科研经费与论文数量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大学科技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一方面是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排名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发展对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特别是从近几年来中国大学在国际各类大学排行榜上不断进步的排名情况来看，中国大学似乎拥有了比过去更强的竞争力，但这是否证明中国大学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呢？答案是否定的，大学竞争力的提升或者排名情况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中国大学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接受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愿望，也不意味着中国大学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的需要。
问题的实质在于，大学的排名是同类组织在客观可比显性指标上的比较，是同类组织竞争力的反映，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大学的实际能力和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我们提出的大学能力与通常所说的大学竞争力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两个极易混淆却又截然不同的概念。在哲学上，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大学组织，其能力反映的是大学组织满足社会需要属性的强弱，表征的是大学组织存在的社会价值，能力越强，价值越大。而后者侧重的是一种比较的概念，强调的是同类组织在客观可比指标方面强弱的相对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的内在价值，但并不完整和全面，而且不同的排名体系各有侧重，更不反映大学的社会贡献，体现大学真正的社会价值和对人类进步的意义。“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中国高校不能仅看英文论文的发表来评价大学的学术生产，仅以西方标准难以衡量中国大学的社会贡献。”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初期，“当时我们连参照系都不清楚，也不知道世界一流大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因此那个阶段的重要任务是搞清楚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门槛，在若干可比指标上与西方一流大学比肩”，“首先要在提高指标上下功夫，使其‘形似’”。这是可以理解的策略和举措。时至今天，需要重视的是要避免出现我们常常批评学生中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一样，追求没有灵魂的卓越。要真正建设好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当务之急是要回答“形似”以后怎么办。
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能力对所在国家的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乃至整个人类进步作出卓越的贡献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因此，如何引导中国大学从以“论文中心主义”为导向的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的办学取向，转向“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大学能力建设，在服务国家战略、社会发展乃至引领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提升自身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真正成为“形神兼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大学能力的内涵与结构
“能力”一词一开始是针对个人而言的，通常是指人在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本领、技能等。能力更多的是力量的表现，是人在现实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能够被觉察和认可的实际能量，反映出人驾驭各种活动的本领大小和熟练程度以及所达成的实际成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之后，能力这一概念逐渐被引入对组织的研究框架中。学者对组织能力的研究缘于企业组织。 在潘罗斯1959年提出的企业内在成长论的基础上，1972年经济学家理查德森首次提出了“企业能力”的概念。其后，企业能力成为研究企业竞争力的重要视角，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企业资源理论、企业核心能力论、动态能力论等流派。在政治学界，在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和推动下[11]，“政府能力”和“国家能力”的概念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成为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中的重要视角。
尽管“大学能力”这一概念在国内外尚未见诸文献报道，但现有的企业能力、国家能力和政府能力的研究为大学能力的概念界定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何为大学能力？我们认为，大学能力是大学组织认识世界和引领社会的本领，是大学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大学能力的大小以其认识世界和引领社会中所取得的客观效果为衡量标准，最终要看大学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大学是一个历史、动态发展的组织。最初的大学只是培养牧师、修道士和医生，它不在社会生活的中心，而是在边缘。当今社会变化迅速，科技发展迅猛，促使大学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今日的大学已不再是纽曼或洪堡时代处于社会边缘的“村庄”或“乡镇”，而是克拉克·克尔心目中的“城市”，已日益参与到社会发展中来，大学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当代美国著名教育家、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也认为：“现代大学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修道院式的封闭机构，而是沟通生活各界、身兼多种功能的超级复合社会组织。”所谓认识世界，就是大学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世界运动发展的规律，探究真理、发现知识、建立科学、创新技术的过程，这是大学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基本依据。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指出的：“大学是个公开追求真理的场所，所有的研究机会都要为真理服务，在大学里追求真理是人们精神的基本要求，因此，它给大学带来了勃勃生机，是大学进步的条件。”但仅有对世界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马克思看来，认识就是主体在实践中对客体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认识必须来源于实践，而认识又必须回到实践，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并推动客观世界的发展。这在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已被逐渐认识和强化，服务并引领社会是现代大学的责任和使命。怀海特曾说：“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因此，大学的人文精神使大学成为社会守望的灯塔；科学理性使大学成为知识的源泉、学问的中心；深思批判使大学具有独立的意识和品格；创新求变使大学能够引领时代的步伐，引领人类的未来，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大学能力可以从内蕴力、自觉力和外显力三个层面来理解。所谓大学的内蕴力，是指大学内部所包含的各种静态要素、资源的组合，以及由此而集聚、蕴藏的大学潜在的能量和力量。而大学的外显力，就是大学在认识世界和引领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外化性力量，是一种能够对外界产生客观的影响，推动社会进步并为人们所感知的力量。能力是受德性、品性和理性引导的，大学的内蕴力使得大学能力的实现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而这种内蕴力到底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外显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的自觉力。自觉力指的是“自己内里常常清明自觉的力量”,大学的自觉力指的是大学依照自身的目的，自主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排除外界的各种干扰和诱惑，坚定地履行大学自身职能和发挥大学应有功能的一种行动力。这不是一种制度性的外在约束，而是一种自我性的内在要求，不是一种被动性的环境适应，而是一种对大学理念的主动性坚守。大学的自觉力，也就是大学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承担大学使命和实现大学价值的能力。大学能力的这三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大学能力结构，从整体上决定着大学认识世界和引领社会的能力。
1.大学的内蕴力
组织具有不同的有形和无形要素，这是组织实力的体现，这些要素可以转变成独特的能力，这是组织保持持久活力的源泉。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大学的要素总量体现了其整体实力。大学的内蕴力可从资源、制度和声誉三个角度来理解。
（1）大学资源。大学的资源总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物质资源，包括土地、设备、图书、校舍等，经费是大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物质条件。大学必须拥有稳定的经费来源，正如德里克·博克所言，在高等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学校代表必须更加机敏地从政府和个人手中得到资金。不管是教育学生、聘用教师、科学研究，还是保证大学组织内部各部门的正常运转，均离不开资金的有效支持。现代大学的经验和历史表明，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经费支持。二是人力资源。大学人力资源的核心是师资队伍，师资是大学的战略性资源，有什么样的教师队伍，就有什么样水准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就没有一流的学科和科研，就没有一流的人才培养，一流大学的目标也就难以达成。三是权力资源。权力是能量也是影响力，大学权力是大学影响力发挥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来说，从大学组织的角度来看，大学的权力包括根本权力、基本权力、衍生权力与让渡权力四个层次。大学作为学术文化机构，其根本权力是学术权力，大学自主地决定其学术事务。大学组织的基本权力是大学办学之必需，包括校长的选择权、学生的选择权、自主的理财权和教师的聘任权。而其余的权力如学科规划权、专业设置权等，都是由基本权力衍生出来的权力。让渡的权力指本应由政府行使却让渡给了大学的权力，比如综合治理、校园安全等领域的权力。大学内部这四个层面权力的大小、结构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内部治理的有效性，尤其是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拥有的自主权的大小对于大学影响力的发挥有着重要的作用。
（2）大学制度。大学制度是一种隐性资源，是一种稀缺性资源要素，制度供给不足易导致大学组织发展缓慢和竞争力软弱。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是大学获取竞争优势的根本，不同的制度安排将会使大学产生较大的竞争力差异。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良好的制度安排应大大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有效提升组织效率。大学作为一种“担保系统”，其制度安排应使“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出资者、消费者等将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实现联合”。但另一方面，作为特殊的学术组织，大学能力基于学术自由原则上的自主空间，强调多元共同治理。正因如此，大学的制度安排需要有效地在自上而下的科层逻辑与自下而上的学术逻辑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是大学内蕴力的重要表现。大学的组织机构设置是否科学，党政以行政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校、院、系之间的权责是否清晰，各种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均体现了大学制度的效度。
（3）大学声誉。大学声誉是指大学获得的社会认可和赞誉程度，是社会公众对大学综合实力、价值、办学成就和对社会所作贡献等在心理层面的认知和表达。声誉是大学重要的“无形资产”。声誉一旦形成就是大学独一无二的重要资源，它是大学在发展的历史中逐渐在公众心目中沉淀凝结而成的印象，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一所大学的声誉无法被另一所大学所复制、迁移和学习，好的社会声誉是大学的其他要素无法替代的“固定”资源。相关研究表明，大学声誉对大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学科专业本身。良好的社会声誉能够为大学带来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这是大学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大学校友是大学声誉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大学与社会有效连接的重要纽带，校友在各个领域中的表现代表着大学的形象，传递着大学的价值和精神。校友是大学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在大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大学的重要依靠力量。校友资源的不断扩展，社会声誉的不断提升，有利于强化大学的内蕴力。
2.大学的自觉力
梁漱溟先生曾说过：“人类优越的力量源自自觉力”，“自觉真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只有在我的心里清楚明白的时候，才是我超越对象、涵盖对象的时候;只有在超越涵盖对象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对自己有办法。人类优越的力量是完全从此处来的”。作为组织的大学也是如此，与大学客观、静态的内蕴力不一样，大学的自觉力强调的是大学为实现自我价值和使命所呈现的自我意识、自我驱动和自我行动的主观能量。大学的自觉力是大学对自身存在的意义、目的、价值的正确认识和取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实践活动。大学的内蕴力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被释放出来，并最终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能力和成效，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大学的这种自觉力。大学的自觉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大学的使命自觉。大学的使命自觉体现在大学的自我定位与战略规划上，就是对自身使命自始至终的强烈自我意识和自我要求。对大学来说，这种使命就是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是大学的“初心”。这需要大学自觉地将认知转化为行动，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大学需要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了解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积极满足社会公众对大学的角色期待。大学应当主动预测时代发展的趋势，能把整个社会进程置于自己的把握之下，这是自觉的最高表现形式，充分体现了主体自觉的能动作用，实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2）大学的组织自觉。大学的组织自觉是指其对大学组织特性的坚守和对大学组织结构、组织方式合乎理性与使命的选择。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有着自身独特的组织逻辑。这就要求大学自觉基于自身的内在逻辑选择组织结构与形态，明确规范大学内部不同组织的目标。如自觉处理好行政组织与学术组织之间的关系，克服行政化的组织冲动，自觉维护好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充分激活基层学术组织的活力，依照“底部厚重”、“重在基础”的原则，更好地发挥基层学术组织作为大学使命与目标最终承担者的功能；根据现代知识生产具有综合性、开放性和协同性的新特征，主动适应科学研究共享共建的要求，设立各种以问题和项目为中心的跨学科、跨校甚至是跨国的灵活的研究机构和平台。大学的组织自觉还体现在大学自觉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保持必要的距离上，以防止大学组织的衙门化和商业化。
（3）大学的质量自觉。质量是大学的生命。大学的质量自觉本质上是大学质量意识的自我觉醒，是大学人对大学质量状态的清醒认识，也是大学人对大学质量规格特殊性的一种追求，是对大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目标高质量达成的一种自我认同和自觉追求，是一种把质量意识和标准渗透到大学各个具体环节的质量观。大学的质量自觉首先要求大学必须克服求大求全、简单规模扩张的冲动，自觉坚持规模适度的原则。大学的质量自觉还体现在大学强烈的自我评估意识和主动进行评估的自我行为上，大学需要主动定期地检视自身的办学质量，邀请同行专家、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及时诊断自身办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动参与相关的评估活动，以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全面提升办学质量的目的。
（4）大学的文化自觉。大学的文化自觉是大学自觉力的重要内容。大学文化可以理解为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充分彰显，也是大学这样一个知识生产机构特性的有力体现。大学文化是大学的底蕴，是大学精神力量的象征，这种无形的力量比其他硬件和财力对于大学发展的意义要大得多，它对于大学的价值导向、情操陶冶、心理建构、行为约束和集体凝聚意义重大，文化通过教育环境的形成或改善推动教育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大学的差异就是文化的差异，没有文化底蕴的大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如果缺乏卓越的大学文化，就不可能成为一所卓越的大学。正如杨福家所言，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关键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大学的文化自觉意味着其对大学精神和理念的自我坚守，自觉秉持追求和崇尚知识、科学、真理的精神，并把这种文化自觉贯穿大学管理的始终，在大学管理中拥有清晰明确、合乎大学文化特征的先进理念。
3.大学的外显力
大学的外显力是大学内蕴力和自觉力的最终呈现，是大学价值的实现方式。大学的内蕴力不管有多大，大学的自觉力不管表现如何积极主动，但如果不能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产生积极的效果，不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那么大学的能力也就失去了现实的意义。
（1）人才培养影响力。“国势之强在于学，人材之成出于学。”大学的人才培养影响力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大学对于学生成长成才的影响力，大学教育能够在品德养成、思维训练、专业能力等方面使学生终身受益。大学应该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核心问题提升自身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影响力。“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大学对青年成长成才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能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二是大学培养的人才对国家和人类进步的影响力。美国众多的研究型大学将造就英才作为自身的目标，从这些学校走出去的学生很多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领袖、经济巨子、学术大师、科技精英等杰出人物。日本前文部大臣永井道雄曾说过:“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可以举出多种原因，……实际上,最主要的是因为民族国家所教育出来的一亿日本人没有流向国外,而留在日本列岛,并对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大学是人才强国战略的主战场，在我国人才强国战略中承担着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功能，甚至决定着人才强国战略的成败。
（2）科学研究创新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大学作为知识发现和技术创新的基地，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轴心环节，“双一流”建设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需求。一所大学的水平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学研究的创新能力，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科学研究创新能力。柏林大学使得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相应地，19世纪的德国成为世界学术中心，也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技术中心和经济中心。正如汤浅光朝所言：“19世纪德国科学的黄金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大学的近代性质。”梅森曾直言：“德国科学的中心在大学之中。”美国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美国大学基础研究的成就，不仅使美国科学活动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而且也为美国的技术进步提供了不竭的动力。目前尽管我国高水平大学的论文数量、科研经费投入已位居世界前列，但研究的创新性尤其是具有原创性和重大影响力的成果依然不足，科学研究的创新能力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依然有不小的差距。因此，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产业发展，不断提升自身科学研究的创新能力，应成为我国大学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着力点。我国大学应改变过去那种唯论文数量导向、唯专利数量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改变跟班式科研的模式，打破科研投入低水平重复的格局，积极抢抓机遇，把全面提升科研创新力作为大学内涵式发展的核心目标，从认识世界和引领社会的现实出发推动科研创新体系建设，从体制机制和资源入手整合创新要素，汇集创新力量，激发创新活力。
（3）社会服务贡献力。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知识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价值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社会和科技的进步。据统计，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研成果，有70%的诞生在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中。服务于国家、社会发展需求，是大学能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两会上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离不开大学社会服务贡献能力的建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能否引领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培育和孵化高成长创新型企业，能否成为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源泉，不仅关系到大学社会服务贡献能力的高低，更关系到大学贡献国民经济、区域经济“造血”能力的高低。尤其是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热潮中，大学更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需要大学为政府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总而言之，当今时代，大学越来越成为了“社会服务站”。正如韦耳金斯所言：“大学的组织和职能必须适应周围人们的需要。它必须像社会秩序本身一样充满活力和富于弹性。”[33]大学的社会服务贡献力已成为大学能力越来越重要的指标，大学应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以服务社会为己任，促进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践行大学的责任与担当。
（4）文化传播引领力。大学是传承人类文明、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大学作为文化机构的存在，在文化传承、传播和引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播，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和改造依然不够，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成为强大的文化自信和现实的生产力。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网络的开放化，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日益激烈，中国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我国大学应主动承担起文化传播和引领的责任，有效抵御各种不良、落后和腐朽文化与价值观的冲击，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内涵，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和时代内涵，不断提升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提升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增强全社会的文化自信。
（5）国际交流行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人类社会美好未来，已成为世界各国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共同期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以世界情怀和全球担当开阔眼界、拓宽思路，努力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者、贡献者和先行者，在构建世界新秩序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对大学自身来说，在资源全球流动的今天，也只有拥抱世界、放眼全球，才能获取优质资源，才能与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接轨，从而有效增强竞争力。“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归根结底是需要通过与世界高等教育的比较、合作和交流才能达成的。提升大学的国际交流行动力，不仅仅只是留学生的规模和国际课程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国际化的合作、国际化的研究、国际化的师资，是“将国际的、跨文化的和全球维度融入到院校或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目标、功能和提供中的过程”，从而全面提升大学的国际化办学能力和全球影响力。
大学的内蕴力是大学能力的基础和条件，是大学组织内在的本质力量，是大学内在价值的表征，决定着大学实现其功能的可能性。大学的自觉力是大学能力的中间环节，是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并实现其价值最大化的自我行动力，决定着大学的内在价值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而大学的外显力是大学能力对外的公开展示与呈现，是对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最终成效的体现，是大学内蕴力在实践中的最终结果。大学的内蕴力、自觉力和外显力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共同形成大学能力。
三、大学能力建设与提升
大学能力提升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大学更好地履行自身使命，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学能力提升与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目的上是一致的。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善治也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高等教育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体现是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而大学能力建设的目标就是提升大学认识世界和引领社会的本领，为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能力建设，实质上就是对能力人的培育和对人的能力充分正确发挥所赖以进行的条件体系的创造。”据此，我们认为，我国大学能力建设，一方面要着眼于改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增强大学的领导力与自觉力，以提升大学教师的学术生产力，这是大学能力的基础、核心与保障；另一方面要改善大学外部治理，为大学能力的形成和发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大学能力提升的前提条件。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大学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大学能力建设的前提
从我国大学目前的外部环境来看，最核心的关系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要充分发挥大学的主体作用，需要在大学与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而这种良性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及其善治。
西达·斯考切波认为，“国家能力是受国家自主性影响的”[38]，国家能力体现为主体性能力。毋庸置疑，大学能力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开始了以增加大学办学自主权为内容的分权改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学对政府权力的依附性。“我国对大学采用的是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政府对大学实行直接的行政管理，大学基本上依附于政府的意志，而政府的意志是通过高校自上而下，层层负责的行政组织来实现的。”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涉及的资金、师资、生源乃至后勤保障和校园安全等诸多方面的后顾之忧，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实现由小到大、由弱转强的快速发展，也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大学，但这种模式也使我国大学始终无法真正面对市场需求和来自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的挑战，因而也缺少了增长应对能力的机会和空间，以至于我们总是批评大学在办学过程中不主动、不自觉，等、靠、要。甚至可以认为，我国大学主动服务于社会需求和面对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的能力先天不足，单单依靠政府的良好愿望和大学的自觉自发都难以彻底改变。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这种大学能力的缺失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要求，尤其是不适应“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资源配置环境。很显然，提升我国大学的能力迫切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建立有利于大学主体性彰显的治理体系。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语境下，政府应当确立有限政府的治理理念，寻求有限责任的治理模式，以政府责任的有限性重新定位对大学的治理，以政府职能的转变为大学能力的提升创造机会。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以政府为中心管理大学的模式容易用单一的标准来评判大学，导致大学的同质化。如果政府缺乏对高等教育分层分类的宏观规划和引导，简单地以学术特别是以论文为取向的排行榜作为依据对大学进行评判，甚至作为资金投入、重点支持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会出现尽管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强调提升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但依然不能真正落到实处的怪现象。事实上，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大学的回应是特色迥异的，不同大学之间的能力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提升我国大学的能力决不能依赖于某种相对固化的治理模式，政府在治理大学的过程中，应该采用更加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以使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大学都能在其特定的发展环境中发挥各自所长，为社会作出贡献。毫无疑问，大学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政府评价方式的改进。
2.教师学术生产力的提升是大学能力建设的核心
大学组织区别于社会其他组织的根本特性在于其学术性，大学是一个学术组织，大学能力的核心表征是学术能力，大学的学术能力归根结底又由教师的学术生产力所决定。“一个组织的核心专长就像一棵树的根，这棵树的根支配着树的能力，能力关乎树的成长、变化和适应的力量，而能力和树的高度、颜色、形状和生长潜力有关。核心专长的主旨在于鼓励组织滋养根本，而不是一心想着妆点树叶。”从历史的逻辑看，现代大学是作为学者的共同体出现并逐步发展的，以学术为志业的大学教师群体是大学使命的承担者，大学功能的实现者。“大学”(University)一词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其基本含义就是社团，大学之得名就是源于它是由学者组成的探索高深学问的社团（universitas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大学本质上是由教师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作为现代大学的前身以及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典型代表——巴黎大学即是一所典型的教师主导型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学教师就是大学机构本身”这一命题自有其合理性。
因而，大学的核心能力只能落脚于教师，教师能力发展是大学能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教师队伍。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直接体现在教师能力的差距上，这一判断可从201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中的“师均表现”（PCP）指标中得到印证。该项指标针对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被科学引文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在《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等五项具体指标，来统计各大学的师均得分，借以反映各大学教师的学术生产效率。其中，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的PCP指标得分为79.5，而在该榜单中排名第48位的清华大学（排名最高的中国大学）的PCP指标得分仅为25.1；在该榜单中排名前十的美国大学的PCP指标平均得分为58.7，排名前十的中国大陆大学的PCP指标平均得分为21.9。[42]这组数据的对比直观地呈现出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并且教师整体能力的差距是导致大学能力差异的直接原因。因此，以教师能力提升作为我国大学能力提升的突破口乃是当务之急，教师的学术发展是大学发展的基本前提。
3.变革学术生产关系是大学能力建设的保障
教师的学术发展，不仅取决于教师个人的学术抱负，也有赖于大学的组织、制度及文化支撑。由于大学教师所从事的高深学问研究的高度专业性，大学只是一个松散联合的系统，处于一种有组织的无序状态。提出耦合松散理论的维克认为：“大学组织的基本构成要素,诸如学院、学部、学系、讲座、研究所或中心,以及从事高深学问的教学与研究的教授、专家、学者，在组织的运行过程中各自保持一种独立自主、低度联结的工作状态或组合方式，以致整个大学组织就像一个拥有各种知识群体的控股公司。”这使得大学对教师资源的整合更加具有复杂性与挑战性。企业能力理论中的资源基础理论观认为，企业能力即整合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由此推论，学术人力资源是大学履行组织使命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教师资源的能力即是区分大学能力差异的关键因素。
高效整合大学内部资源尤其是学术人力资源，破除教师能力发展的制度障碍，是大学能力提升的关键。这就要求以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的变革为起点，完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以教师学术生产力的整体提升带动大学能力的发展。在大学的组织结构中，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教师开展学术生产活动的最前沿，基层学术组织的活力与能力直接影响到大学的生存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的实践意义。这一基本论断不仅适用于宏观社会的范畴，对大学组织变革也具有借鉴意义，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选择必须适应大学能力发展的要求。当前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中普遍存在的缺陷，是制约教师能力发挥的制度性障碍，也从根本上限制了我国大学能力的提升。
提升大学能力的基础在于以基层学术组织制度的变革，来破除限制教师学术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障碍。2018年1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指出，教师队伍建设具有“极端重要性”，《意见》明确提出要“把管理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作为突破口”，这为我们以制度变革来释放教师活力从而提升大学能力带来了契机。
基层学术组织是重构大学内部治理的逻辑起点，必须以基层学术组织为基点进行大学的治理变革，推动学科组织化发展，使基层学术组织拥有更大的自主权，确保其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的治理，并在此基础上重构院、校关系。概言之，学校主要承担宏观层面的战略管理、政策制定、监督调控等职责，并开展对外联络、提供公共服务；学院应当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并辅以自主理财、自主用人、自主配置资源等权力，让学院有能力、有意愿承担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社会服务等职责。通过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变革，使得大学具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从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放权，实现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的大学外部治理变革。总之，自下而上的大学治理体系变革最终从制度上保障了大学学术生产关系适应学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进而为大学能力的不断提升提供了不竭动力。
4.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大学能力建设的关键
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体现在大学的领导力上，大学领导力的提升是大学能力建设的关键。大学领导力是一个系统概念，是大学领导活动中的创造力、凝聚力、牵引力、推动力和发展力，是引导和推进大学变革的原动力。大学领导力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大学的决策层、领导层对大学产生的领导力，这个层面的领导力涉及决策层对理念、资源、制度、文化等要素的支配力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力；二是大学决策层中核心决策者的个体领导力。
自1980年我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至今已有38年的历史， 经过30多年的实践，这一领导体制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体制中党委的领导力决定了学校的发展方向与能力建设水平。大学党委的领导职责包括确立大学的定位与发展战略，推动校内管理体制机制变革，建设干部队伍和师资队伍。党委在实施领导的过程中，能否根据国家战略、社会需要并结合自身实际对学校进行准确定位，能否根据战略定位进行组织变革、合理配置资源、整合队伍，决定了大学能力建设能够达到怎样的水平。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校长负责”，“校长负责”的制度安排是联结大学内外部治理的关键节点，大学校长也就成了大学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人物。校长既是决策过程中的关键参与者，必须提出供决策选择的方案，更重要的是学校行政执行体系的最高领导，是行政事务的总指挥，学校党委形成的决议最终要由以校长为首的行政团队来贯彻落实，可以说“校长负责”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委领导”的成效。纵观国际现代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校长管理专业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和路径选择。校长管理专业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政府管理大学校长的专业化，一是校长在管理大学过程中的专业化。一方面，政府应在充分理解高等教育运行规律与大学校长的角色和职责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进行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制度供给，从制度上厘清党委书记和校长的职权划分。另一方面，大学校长必须具备现代管理理念及对大学进行现代化管理的能力和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校长的行政领导力，大学能力建设才能落到实处。
